【文/观察者网 潘昱辰 编辑/高莘】我爱配资家
为振兴日本制造业，日本头部企业开始着手在日本本土规划新的产能。
据《日本经济新闻》报道，丰田汽车计划于2030年代在其大本营——爱知县丰田市新建一座汽车工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将是丰田自2012年以来，首次在日本本土建设新工厂。
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“日本制造”保卫战，却有一个极为反讽的注脚：支撑它的，可能是一群在日本既不被欢迎、也难以留下的人。
4月1日，丰田汽车举行新员工入职仪式 东方IC
“未来工厂”的“未来面孔”
距离丰田新工厂规划厂址以北约5公里处，有一个名为“保见团地”的大型住宅区，其中的6200名居民中，约60%是外国人。这些外籍居民大多在丰田庞大的供应链中默默工作，支撑着这家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的日常运转。
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估算，在拥有100万从业人员的日本汽车行业，外籍工人比例已从2008年的约4%翻番至2023年的约9%，但要在2040年维持当前年产800万辆的国内生产规模，需要将外籍工人比例提高至27%，即达到目前的三倍。
否则，未来日本汽车的生产将下降四分之一。而日本汽车产量每下降10%，日本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就会减少近1%，将日本经济拖入负增长，进而影响民众生计。
因此，当丰田去年宣布将新建整车工厂时，丰田汽车会长曾抛下狠话：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国内生产。而丰田每年也反复提及300万辆的本土年产能红线。
丰田汽车会长丰田章男出席2026年F1日本大奖赛 东方IC
在此背景下，日本制造商需要与外籍劳工共同重构“日本制造”体系。如丰田自动织机、电装和爱信等同属丰田供应链的企业，已首次在其制造工序中引入了外国技能实习生。
据《朝日新闻》报道，爱知县冈崎市有一家名为Iwadukasei的塑料零部件厂，长期为丰田和三菱供货。其社长内田义信说，由于工作环境艰苦，愿意进工厂的日本年轻人很少，过去20年间，他雇佣的日本员工只有大约10人。
如今，这家工厂共有18名日本员工和9名来自印尼、越南的技能实习生。“如果可以选，我们宁愿雇佣日本人。但如果不靠外国人，根本维持不了现在的产量。”内田义信坦言。
“安静的国家紧急状态”
日本制造业为什么走到这一步？答案藏在人口数据中。
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日本新生儿数量降至70.58万人，不仅连续十年下降，更创下1899年有统计以来最低水平——而此前日本国立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曾预测，新生儿数量要到2042年才会降至约70万人，这意味着少子化进程比预期提前了17年。
与此同时，2025年日本死亡人数达到160.5万余人，即自然减少近90万人。
而截至2025年1月1日，不计外国居民，日本的总人口约1.2亿出头，较上年减少约90.8万，降幅创1968年有统计以来的新高，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接近30%。
可以预见的是，2026年日本人口将跌破1.2亿。
今年2月，日本首相在国会表示，少子化和人口萎缩是一场“安静的国家紧急状态”，将逐渐侵蚀日本作为国家的活力。然而她也承认，历届政府虽承诺提振生育，成效甚微。
4月7日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（右）在国会通过2026财年预算案后鞠躬 东方IC
直接利益攸关的日本企业更是忧心忡忡。
据《日本经济新闻》报道，丰田元町工厂副厂长石桥正彦警告称，至2040年，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0年的约7500万降至6200万。劳动力短缺已导致企业破产数量去年增长超过30%。
在本土人口急剧下降的背景下，日本经济越来越离不开外籍劳工的补充。《日本经济新闻》以欧洲国家西班牙为例，阐明了补充劳动力的必要性：西班牙自2020年左右开始积极接纳移民，如今移民已占其人口的14%；以GDP衡量，西班牙经济在2025年增长2.9%，表现优于德国、法国等欧盟国家，其人均GDP也已超越日本。
要你的手，不要你的人
截至2025年10月底，日本外籍劳动者达创纪录的257.1万人，连续13年创新高，占据日本总劳动力的三十分之一。其中，制造业是外籍劳工最集中的行业，占比接近四分之一。
然而讽刺的是，日本政策却在把他们往外推。
在去年10月上台后，高市早苗政府立即推出了一系列限制外国人的政策举措：如将归化居住年限从5年延长至10年，引入永住资格强制日语考试，大幅提高签证费用，甚至提出因欠税等行政违规可撤销永住权。尽管相关制度最快2027年才可能施行，但高市政府早已将其作为选战中的核心招牌。
与此同时，日本外籍劳工的长期生存处境也令人担忧。据《每日新闻》报道，在日外籍技能实习生从事的工作，往往被日本人视为“3K工作”——危险（kiken）、肮脏（kitanai）、吃力（kitsui）。2022年，日本登记在案的技能实习生失踪人数超过9000人，原因多与待遇不公、加班过度和转籍受限有关。
在日本零部件工厂工作的越南籍员工 朝日新闻
尽管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废除旧制度，代之以“育成就业”制度，但一个运转了四十余年的廉价劳动力体系，其惯性远非一朝一夕可以扭转。
东京产业大学经营学教授小熊敦史表示，过去十年间，日本公立中小学就读的外国儿童数量几乎翻了一番，因而2010年以后出生的所谓“阿尔法一代”，对与外国人共存的接受度更高。但日本社会和政策制定者似乎还停留在上一个时代。
当下，日本正陷入一个无法自拔的矛盾：一面是政府和企业屡屡强调少子化的危害性和外籍劳工的重要性，一面是政府在外籍劳工政策上设置层层门槛，在选战中贩卖焦虑以换取选票——高市政府扬言“日本人优先”的企图，与日本制造离开外籍劳工就会停摆的现实之间，始终横亘着一条无法弥合的鸿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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